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漕运一直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。明初，朱元璋建都南京，“四方贡赋，由江以达京师。”“江西、湖广之粟，浮江直下；浙西、吴中之粟，由转运河（即淮扬至京口以南运河）”至丹阳，再车运马拉至南京，或沿长江溯流而上。为改善浙江、吴中一带漕粮运输条件，洪武年间开辟了一条由太湖经荆溪、胥溪河、固城湖、石臼湖、胭脂河、秦淮河抵南京的漕运线路，除荆溪外，其余各段均位于今南京市境内，其中胥溪河不仅是人工开凿的运河，也是我国最早的运河之一。

胥溪河全长30.6公里，分为上河、中河、下河三段，上河西连固城湖（古丹阳湖的一部分），下河东连荆溪，唯中河所在为长达5公里的茅山余脉岗地，构成太湖与水阳江两个水系的分水岭。

胥溪河开挖于周敬王十四年（前506）。春秋时期，吴楚连年用兵，战线多在江淮之间。周灵王二年（前570），楚国攻占今芜湖市附近后进兵到今江宁县横山，被吴军打败。周景王四年（前541），吴国在芜湖以东今高淳县筑固城为濑渚邑以抗拒楚国。周景王十年（前535），固城被楚军占领，楚平王在此大作宫殿，作为行宫。

周敬王十四年，吴王阖闾伐楚，用伍子胥计，在今东坝到下坝的高岗地带凿成胥溪河，使后方的军粮通过水道运至前线，得以打败楚军，收复固城。伍子胥在这里切岭开河，便是把两个水系沟通起来，使得太湖的船只可从荆溪穿过胥溪河，再从古丹阳湖到芜湖进入长江。民国《重修高淳县志》赞之为：“此子胥图霸妙略而爱民利物之深衷。”

开凿胥溪河，不但在时间上比开凿沟通长江与淮河两个水系的邗沟还早20年，而且在难度上，因为要在海拔20~30米的岗地上切岭，也比邗沟大。然而，吴开胥溪河之说始见于北宋时期官修的《祥符州县图经》和单锷写的《吴中水利书》，还见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等书，因此有些学者提出胥溪河是条自然河流，不是人工开挖的运河，或者认为胥溪河虽是运河，但开凿的年代不能肯定。民国6年（1917），地质学家丁文江实地查看胥溪河后在《扬子江下游地质篇》中称：“余意中河乃人工开凿之河道，盖就此河川谷之狭隘，河身之平直，及两岸之黄壤高崖，均可证明此说正确。且两坝之建筑年代，今犹斑斑可考。而此河亦必属世界古运河之一，可以无疑也。盖此河实即纪元前511年，吴王用伍员计，开河运粮伐楚所凿，故史亦称此河胥溪。”

明朝胥溪河与胭脂河示意图

吴楚固城之战以后，胥溪河在历史上继续起着重要作用，尤其是明代洪武年间，为避开长江风险，便于吴浙漕运，朝廷再次将目光投向胥溪河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役夫35.9万余人疏浚胥溪故道，并筑石闸，便于船只通行。胥溪河重新焕发昔日的风采，与新辟的胭脂河连通，经秦淮河通向南京，成为江南的漕运河道。

胭脂河

明都北迁后，江浙漕船改由大运河渡江北上，胥溪河在失去交通要道的地位后，渐渐淤塞浅窄。明正统六年（1441）大水，胥溪河上的东坝决口，水阳江流域的洪水东泻，苏、常二州受淹，“国税无所出”。重筑东坝后，“钦降板榜：如有走泄水利，淹没苏、松田禾者，坝官吏处斩，夫匠充军。”明正德七年（1512），增高东坝三丈。明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，在东坝以东加筑下坝。从此胥溪河被两坝截断，水阳江诸水不再经胥溪河流入太湖。

胥溪河东坝段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先是拆除了东坝，改建公路桥及茅东进水闸，并在下坝以上重建封口坝，以挡上游之水，又修建下坝船闸，并先后拆除了胥溪河上的封口坝和下坝。

2009年，为推动苏、浙、皖、沪腹地及胥溪河两岸经济的发展，芜申运河改造工程南京段航道项目在高淳开工建设，工程包括航道整治62公里，新建下坝复线船闸，移位重建杨家湾枢纽，新（改）建桥梁11座，修建锚地2个。2015年下坝船闸建成，东坝桥、红卫桥实现合龙，芜申线南京段航道建成具备通航能力。2019 年这条从芜湖入江口至上海，连接长江、水阳江、青弋江和下游太湖的水上“沪宁高速”正式通航。至此，这条延续2000余年的古老运河又恢复了生机，并在灌溉、航运、防洪等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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